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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2月31日20:30,上海东方体育中心,罗振宇“时间的朋友”跨年演讲如约而至。
罗胖曾发下大愿望:跨年演讲要连办二十年。今年是第五场,也是倒数第十六场。
今年的演讲主题是——基本盘。也就是不去看那些一惊一乍的标题,人云亦云的情绪,而是转过头,看手中的资源,脚下的道路。只有基于基本盘,才能看清我们自己的努力方向。
以下是跨年演讲精华版全文,与你分享。
第一部分:开场
201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。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个特定的人,在这一年、在某一刻,曾经点亮了你?
我有。
此刻,我想向他致敬,贝聿铭先生。
2019年5月16日,贝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,享年102岁。
他是一个在世上留下了很多座纪念碑的人。但是,你如果去读他的传记,会发现,几乎他的每一个建筑作品,在当时都面临责难和挑剔,都是历经千难万险才来到世间。
曾经有人问他:你怎么看待外界对你的挑剔?
贝聿铭对此的回答是:“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,因为我一直沉浸在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中。”
你,我,每个人都会有过这样的“贝聿铭时刻”。不论你做过什么、在做什么,你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挑战。怎么办呢?贝先生的这句话是我听过的最好答案。
那么,这一次,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?
经济学家何帆会回答,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是什么?
投资人黄海会回答,我们的消费市场有什么新机会?
金融学家香帅会回答,我们要挣钱,钱从哪里来?
教育专家沈祖芸会回答,我们每个家庭最焦虑的教育问题,在发生什么变化?
科技产业专家王煜全会回答,中国的科技创新被美国卡住脖子了吗?
国际政治学家施展会回答,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地位会被替代吗?
我非常荣幸地能够代表他们发布他们的研究成果。
说到解决问题,不妨先说一个我的问题:搞清楚跨年演讲是为谁服务的。
去年,我们讲了一个词,叫“做事的人”。后来,我遇到好多人,都说对这个词特别有认同感。但是,我觉得好像还是很模糊,应该更具体才是。
用两件事来描述,可能更清楚。
第一件事,是关于图书馆的。公共图书馆有一个责任,就是为市民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类活动。
2019年,我听到一个数,说有一家地级市的图书馆,才100多名工作人员,一年办了5000场活动。这个数给我惊到了。什么概念?你算下来,平均一天比13场还多。这家图书馆就是浙江嘉兴图书馆。
图书馆,这个东西好像已经很多年不在我们视野里了。在我们心目中,它应该是一个冷清的地方。嘉兴图书馆为什么这么热闹?5000场活动都干了啥?
我们自己可以先在脑子里想想,比如针对老年人,你要是办活动,你能想到的题目是啥?琴棋书画?养生保健?你看,想象力差了点吧。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,老年人是退出了社会参与的一群人,找个乐子,打发时间,安度晚年就行了。
但是嘉兴图书馆可不是想,他们是真干。一干就知道,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。
首先,很少有老年人愿意报名参加一个带“老年”字样的活动。更重要的是,老年人恰恰需要的是社会参与。所以,他们为老年人开发的讲座活动是:怎么用智能手机?学会了智能手机,就可以查公交线路、淘宝购物,甚至自己上淘宝卖货了。
最受欢迎的讲座,你可能想不到,是怎么做电子相册。拍照片,选照片,配音乐,上字幕,发到微信群里,做完特别有成就感。这是老年人力所能及的一项创造性活动。请注意,重点是“创造性”。这既是这家图书馆对老年人发自内心的尊重,也是自己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种高级的理解。
你看,就是这样通过在真实世界的摸索,嘉兴图书馆一年办出了5000场活动。
什么叫“做事的人”?他们不是在解决一个个想象中的问题,他们是在回应一个个真实世界的挑战。
如果我认同这个理念,到底怎样回应真实世界的挑战呢?
今年,我偶然翻到曾国藩讲的一个故事。农村里,有个人出门,看到在一条很窄的田埂上,俩人顶上了,谁也不让谁,谁也过不去。为什么不让呢?因为俩人都挑着很沉的担子,路太窄了,谁要让,谁就得从田埂上下去,站到水田里,沾一脚泥。
你作为一个旁观者,想上去劝,咋劝呢?谁也不服气啊。
那曾国藩的故事里,这个旁观者是怎么做的呢?
他走上前去说,来来来,我下到田里,你把担子交给我,我替你挑会儿,你一侧身,不就过去了吗?
你看,只要你的身份稍稍转换一下,从一个旁观者,变成一个置身其中的人,把自己放进去,是不是一个看似无解的事,就有了答案?
曾国藩管这种方法叫:躬身入局。
什么叫“做事的人”?不是置身事外,指点江山。而是躬身入局,把自己放进去,把自己变成解决问题的关键变量。
但是,用“做事的人”来形容你们,还是觉得有点不到位。我得找到一个新词。
有一天我的同事,得到大学的教研长蔡钰给我讲了一部老电影《风声》里的一句台词:“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,我辈只能奋不顾身。”
她记了这句话十年,只因为其中那个词——“我辈”。她说:我辈这两个字里,写着对世界的主场感和建设性。无论哪个时代,我辈都是最令人神往的那群人。
“我辈”只是个代词,本来没啥意义,但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,这两个字里面有一种骄傲的认同感。
直面挑战,躬身入局,皆为我辈中人。
你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发明,我辈这种人,什么时候开始有的?从我们这个民族精神发源的地方,我辈这种人就有了。
西方经常说,我们中国人没有信仰。但是,中国人没有信仰么?今年我看到一段话,如果你把中国那些最著名的神话,真的排出来,你会发现这样一组故事:盘古开天,女娲补天,后羿射日,夸父追日,精卫填海,愚公移山,大禹治水。
你发现什么共同点么?中国人从来不臣服于压倒性的力量,而是在面对一个不可能战胜的对手的时候,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
跨年演讲为谁服务?就是为这样的人服务的。
法国作家加缪曾经说过:不要走在我后面,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。不要走在我前面,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。请走在我的身边,做我的朋友。
请走在我的身边,谢谢你,各位时间的朋友。
第二部分: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?
此时你心中一定有一个问题: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?
你要是问我预测,我是真不会,那是经济学家的工作。
你要问我个人感受,可能我20年都这一句话:我辈正处于一个持续上升的通道中。
经济不是预测出来的,是干出来的。如果你觉得好,不错;如果觉得不好,那就努力干。
更重要的是,观察2019年中国经济的角度不仅是好和坏、乐观还是悲观,还有好多角度。
比如,曾鸣教授说:“容易赚的钱肯定是没了,往后大家都得做更辛苦的事。”
关于更辛苦的事,曾鸣教授还有进一步的解释:你别以为到下沉市场就算更辛苦了,也别以为找细分需求就算更辛苦了,这都不算。真正的机会是,改造每一个值得被重构的传统产业,这才是一件具备创造力的“苦差事”。
你看,在曾鸣教授的眼里,中国经济有冷有热,不是个总体上的好坏问题,而是一个干什么事和怎么干的问题。肯干苦差事就有机会,只想挣容易的钱,就没机会。
慈善家王兵提醒了我一个角度,2019年的经济现象,背后本质上是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太快,而社会演化的速度太慢,这二者之间产生了摩擦。
比如说,很多人年到半百还要闹离婚,为啥?因为医学技术进步了,百岁人生可能成为常态,一对夫妻五六十还闹离婚很正常,原来忍忍就结束了,现在还要再忍五六十年,忍不了了。你看他说的是时代错位问题,不是悲观乐观问题。
再比如,商业观察家梁宁说,有人给她看了一份100多个陷入困境的公司清单,她发现了一个问题:每个陷入困境的公司,同行里都有对应的正面典型。
做保健酒的椰岛鹿龟酒陷入困境,但是主打健康概念的食品开始爆发。
做饮料的汇源果汁陷入了困境,但是一批年轻态的饮品,开始异军突起。
都说服装不行,李宁变成了中国李宁,火了,成了国潮。
梁宁说背后的原因是市场人口换代了。你知道吗?现在生活在中国这片国土上的人,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,超过了之前的。
你看,她说的是人口结构问题,也不是总体上的好和坏、悲观乐观的问题。
而吴伯凡老师面对我的这个问题,给出的答案更有趣,他甩了一句话给我:2019年就是典型的“悖论之年”,好坏都有,同时并行。
投资人张颖提示了一个角度,我觉得也很有意思。
张颖今年下半年有段时间,天天组织人看电影,连拉带拽,动员所有创业者,都去看一部纪录片——《徒手攀岩》。
张颖为什么这么积极地拉人看这部纪录片呢?他是一个投资人,他其实在跟这个时代的创业者说:徒手攀岩的过程不是克服困难,而是习惯困难。
我理解,张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,就是中国经济到了一个节点,就是从一个模式要转换到另一个模式,我称之为:从电梯模式切换为攀岩模式。
什么意思?所谓电梯指的就是,那些稳定的、确切的通道。过去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,只要搭上电梯,就能往上走,而且非常确定:好好学习,就能考上好大学;学历越高,就越能进好单位;进了好单位,就肯定比卖口红的挣钱多,今年这话,你在李佳琦面前再说说试试?
现在的中国已经切换到攀岩模式,下一步往哪里爬,每一步都在考验我们的创造力和选择能力。
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位老师的看法,没有一个用“好”或者“不好”这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中国。
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何帆老师带回的这份报告:《何帆中国经济报告》。他是我们派出去的六路研究队伍中的第一队。他们走访了40多座城市,数十个产业,采访近300人。看看支撑我们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的基本盘到底是什么?在这个基本盘上,我们又该怎么行动?
何帆老师给我一个启示:在这个时代的中国,从电梯模式切换到攀岩模式,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。
提到中国经济的基本盘,我们首先会想到——
极其完备的基础设施、全球最大的供应链体系、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、从未中断的文明共识,当然,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。
所有这些其实就一件事:超大规模。理解中国经济基本盘,必须把超大规模作为前提。但我们就停留在这么?肯定不行啊。我们还得往深了想。
超大规模仅仅意味着大、多么?不,它还意味着另外一件事:复杂。复杂意味着什么?就像在攀岩的时候,地形越复杂,抓手就越多,向上攀援越容易。
我们来看看复杂性是怎么成就中国这一代人的。
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是从农村来到城市,从小地方来到大地方,很少有谁一步到位。但是每走一步,这个社会都能给我们提供落脚点和抓手——就像攀岩的岩壁上充满了抓手和歇脚的地方。
你就想,今天一个农村男孩来到上海打拼,没学历、没技术,当个快递员总还是可以的,人老实肯干,大几千的收入还是有的,这不就待下了么?然后站在这个点上往下一步进发,能学个手艺、入个行当吗?能好好干,当上主管吗?
这个人大家认识么?杀猪的。
不认识也很正常,因为他上一次火还是16年前。媒体上称他为:北大屠夫,陆步轩。媒体报道他,就是因为大家惊讶地发现,一个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,居然沦落到卖猪肉。
我们可以回到当时的情景,对于这个人的处境最善意的理解也就是:行行都一样,不分高低贵贱。你是不是觉得,一个卖猪肉的,也就只能那样了。
但是这两年,他又火了,因为他卖猪肉干大了,成了一名卖猪肉的企业家。根据媒体报道,2018年他们公司,销售收入有18个亿。
你看他前半辈子,从边远的农村,考上了北大中文系,在当年就算是坐上电梯了吧?不好使啊。没找着合适的工作。就耗着么?没有啊。从电梯里出来,哪怕上菜市场卖肉,也有机会。这就是最后一站了吗?也不是。还可以继续往前走,把卖肉的摊子发展成为一个正规的企业。当上企业家,就可以享受了吗?还是没有啊。你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吗?在抖音上当网红呢,跟现在的年轻人聊聊猪肉,聊聊人生,发一条短视频就有好几十万人点赞。
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,陆步轩的故事在中国都非常常见。
你看一个人的一生,哪里是一个简单的标签、一部直达的电梯就能解释的,复杂得很呢。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复杂性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抓手。
当然我知道,我一讲陆步轩,就有人说那他是赶上了创业大潮,又赶上了猪肉涨价,是个幸存者偏差。那我们看一下30年前,可能和他一起在北大食堂打过饭的那些人吧:
张益唐,世界著名数学家;
李彦宏,百度公司的创始人;
西川,著名诗人;
陈涌海,物理学家;
郁亮,万科集团董事长;
宣明栋,得到App总编室主任。
那你要非得说,他是北大毕业生才享受了一些好处,一般人没这机会,你再看看这几位:
米雯娟,VIPKID的创始人,没上过大学;
张勇,海底捞的创始人,没上过大学;
李想,车和家的创始人,没上过大学;
黄章,魅族的创始人,没上过大学;
还有这位,国民女神,老干妈的创始人陶华碧女士。众所周知,基本上就没上过什么学。
这就是中国,无论你身处哪个位置,你都不能说自己没有机会。
什么是好的时代?就是走在街上,我们不敢小瞧任何一个人。
其实不光是个人,我们再来看一座小镇的故事。这座小镇就是乌镇。
乌镇有个有意思的地方。它分东栅和西栅。
东栅是原生的自然市场,和上海周边很多的古镇一样,家家户户搞旅游:开客栈、办餐厅、卖特产,今天尝试个这,明天尝试个那,充满了活力和烟火气。
而西栅呢,把原住民迁出去,雇佣成员工,统一规划,整体升级。举办互联网大会的地方是西栅,去过的朋友都知道,门外是江南水乡,门内是Wi-Fi、大床。
东栅全是自家生意,充满了能动性和灵活,什么容易赚钱,游客喜欢什么,东栅最容易嗅到风向,动作最快。但同时天花板也明显,商品服务同质化,追求短期效应。
所以,如果没有西栅陡然提升了这个古镇旅游服务的基础设施,秩序和标准。你看到的乌镇就是中国无数此类景区的一个,一样的小桥流水,一样的旅游纪念品,不会是今天这个脱颖而出的古镇旅游的旗舰。
你不觉得吗?乌镇就是中国的某种缩影,有人在前面探路,自由自在,但也承担代价,有人在后面修路,把探路出来的成果,固化为基础设施。
不断地寻找抓手,走一步,踩实一步,再寻觅下一个抓手。一步一步地往上走。这整个过程,不也是在徒手攀岩么?
你回到观念世界,始终有这样的争论——自由市场好还是强管理强规划好,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其实没有这种矛盾,躬身入局,其义自现。
熟悉中国改革开放的人都知道,浦东、深圳都是这样出来的,始终都有探路的、有修路的。
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纳西姆·塔勒布说:世界上有两种人,一种想赢,一种想赢得辩论。每当我们陷入纠结的时候,就想想乌镇。在乌镇外的人还在为两种模式哪个好搞辩论时,乌镇则早已开干,管他呢,反正乌镇真想赢。
你看,有这种复杂性的国家,当然就能出现一种新的成功模式,何帆老师称之为:在复杂环境里的演化算法。
而生物学家王立铭教授说:对啊,演化算法是地球上唯一可靠的成功学。
我们面对这么一个岩壁,有那么多抓手,面对中国的复杂性的时候,我辈应该采取的姿势是什么?
何帆老师在最新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词:苟且红利。意思是虽然看起来所有人都在做事,但是其中有大量的苟且者。你只要稍微比他们往前一点点,就能享受到的那个红利,就是苟且红利。
我们稍有成就的人,可以扪心自问,我们的那些成就真的是因为天赋异禀么?不是,是因为我们在某些时刻,比别人稍微认真了一丢丢,这就足够了。在攀岩时代的中国,咱们比周边人认真一丢丢,这就足够了。别人的苟且,成就了我们的努力。所以苟且红利准确来说,应该是不苟且红利。
我给你举个例子:
前几天,我打了辆专车。估计很多人都打过。下车的时候,司机都会要你给个好评。因为五星好评对司机很重要,能被优先派单。很多人没给,往往是因为下车的时候,忙忙叨叨给忘了。而那天我见的那位司机呢,你看他这一通操作:
首先,离我们家还有二三百米的时候,他非常有礼貌地和我说,我提前给你结束行程,少收你点钱。听到这句话,你肯定觉得,占便宜了。
我正要说谢谢呢,紧接着,这位司机就和我说了一句话,麻烦您,如果您方便的话,能不能给我点一个五星好评?
你看,这话一出口,我人还在车上,正好还有空,刚占了人一便宜,不点还是人吗?
就这么一个简单动作,我心里对他顿生敬意。我就坐他这一回车,都没跟他聊过天,但我心里知道,这人对他的工作不苟且,同行业面对的共同问题,他会想一个办法解决它,这样的人一定在这一行里出类拔萃,收入一定高。哪怕将来改个行,他照样有前途。
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,走南闯北,到处能够遇到这样的人?这就是我们的中国。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着力点。往旁边看一看,迈出这么一小步,这就是你向上攀岩的着力点。
我知道说到这里,你还不过瘾,你老想找何帆老师要个答案,要个对未来的预测。
但是就像互联网思想家尼葛洛庞帝那句话所说的: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,就是把它创造出来。
第三部分:消费市场有什么新机会?
刚才我们说到,中国像一个攀岩胜地,到处都有抓手,可以让我们向上攀爬。但是,机会到底在哪呢?
以前总是忙着赶新风口,我们就容易忽略一个非常确定的机会:消费。你想,不管什么时候,老百姓总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嘛。
2019年发生了一件事,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超过40万亿人民币。这意味着从今年开始,中国会超过美国,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。而且中国现在的年均增速,比美国快得多。也就是说,从2019年开始,我们的消费能力不仅会向全世界最强迈进,而且还会越来越强。
投资人李丰还提醒我:我们不光是消费能力强,供给能力也强,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供应链,不光需求供给都强,我们的效率提升还非常快。我们在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,新一代技术的应用和转化速度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你看,最大的供给,最大的需求,最快的效率提升,这三个变量同时集中在一个国家、一个市场,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罕见。会发生什么呢?结果一定会超出我们的预想。
所以,投资人黄海在看了1000多个消费项目之后,带回了一份关于中国消费市场的调查报告:《中国消费产业报告》。
黄海老师下了一个判断: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多点爆发。
网红带货、盲盒、潮牌,好多现象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,那么这个消费市场,和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?有哪些抓手是可以帮助每一个人往上爬的?
至少有三个巨大的机会:
第一,新基础设施。
咱们从一个现象说起。
今年的天猫彩妆品牌冠军是谁呢?完美日记,一个全新的中国品牌。
更有意思的点是天猫彩妆前三名的历史:巴黎欧莱雅112年,雅诗兰黛73年,而完美日记只有2年。
如果倒转十年前,做一个新品牌,干个实业,2年,你连工厂投产都不可能。更别说,做品牌、通渠道、上规模,那都是需要花时间才能熬出来的事。为什么完美日记只花2年时间就能当第一呢?
因为它很好地借助了中国新基础设施。
基础设施指的不仅仅是铁路、公路和机场。它指的是一个创新者可以放心甩出去,让别人干的所有事。
我们还是拿中国化妆品来举例子。在今天中国的市场上,你要想做一个新的化妆品品牌,很多事你不用自己做了。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:定义好你的那个不可外包的核心能力。比如,洞察用户、连接用户、把用户服务好,剩下的所有研发设计、制造、物流、营销平台,都有现成的基础设施为你提供全套解决方案。
我们再看一眼中国的新基础设施——
假如我有个靠谱的方案,这个方案怎么变成货呢?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实力是我的后盾。
有了货,货在哪儿卖?中国强大的电商平台就是我的基础设施,通过它,我可以触达8亿用户。
电商争气,这事就完了吗?电商平台的下面是发达的物流体系。1美金的平均快递成本就可以通运全国。这事在全世界都是奇迹。
那再往下看呢?中国物流的下面,是持续几十年没有间断的村村通工程的结果。在这么大范围的国土上,每一个村子都要做到通电、通路、通网络。
你知道吗?在一些边远地区,仅仅为了实现通电目标,每户的投资平均是4万块钱,要是靠收电费的话要100年都收不回成本。
有了这些基础设施,哪怕你身处在一个偏远的农村,只要你懂需求、会表达、能沟通。你都可以把这些基础设施利用起来,成为你自己的抓手。把茄子辣椒西红柿卖出个花来。就地致富,就地崛起。
所以,当我们乐呵地在抖音和快手上看农村小哥带货、卖当地土特产的时候,你只要抽身一看,看到的是一个全球唯一的、一层一层累加的、规模、深度、复杂性都极其恐怖的新基础设施体系。
再来看第二个机会,咱们还是从一个场景说起。2018年2月,有一个中国品牌来到了纽约时装周。他们做了一件简单粗暴的事情,把4个中国字,四四方方,绣在胸前。
这个设计,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炸了。疯狂转发的是谁?年轻人,95后。他们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李宁本人是何方神圣。他们只是单纯觉得,胸前那四个方方正正的汉字“中国李宁”,好酷,厉害啊。
2019年李宁最潮的一款鞋,你知道00后们对它最大的赞誉是什么吗,除了其中的二次元精神,还有一个我怎么也想不到的词:‘踩屎感’。什么意思?就是走路时感觉鞋子又软又跟脚,就像踩在屎上一样。年轻人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写:吹爆它!
你看,这就是“中国李宁”这个品牌,在年轻一代消费者心里的样子。
凭借“中国李宁”这个子品牌,李宁公司沉寂多年之后,销售额首次进入百亿人民币俱乐部,股价涨了三倍。请问怎么解释这件事?
从李宁到中国李宁,把中国两个字堂堂皇皇地写在胸口,瞬间引爆了当代年轻人内心原有的那份骄傲和认同。
唯一合理的解释,也是四个字——中国红利。
今天几乎所有的消费品类,都迎来了一个通过中国红利而再做一遍的机会。
对我们四十岁以上的人来说,中国这个词非常复杂,我们从小就学习中国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。我们的处境从落后挨打、到奋起直追。选国货,一方面是爱国,一方面是便宜。
但是,对于十几二十的年轻人来说,中国的概念非常简单:我的祖国,我自豪。你想今天一个中国年轻人如果出国,新鲜之余,他会觉得外卖不方便吧?好多地方没Wi-fi吧?高铁少吧?出门还得带现金吧?因为没有移动支付。
他们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长大,对国家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。当然,等他们更成熟,也会意识到,我们要向世界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。但是,中国这个词,以及背后的那一整套文化符号,对他们的吸引力,是原生的,是天然的。这一代的年轻人以他们喜欢的方式,和我们的文化传承接上了脉。
2019年,淘宝上好几家汉服店,销售额不声不响都过了亿,最多的一家一年卖了4个亿,买家都是年轻人。你怎么解释?只有一个解释,因为中国文化符号。
过去这些年,产业界一直在讨论我们怎么做文创产业的问题:去日本学,去法国学。万万没想到,600年的故宫成了文创产业的头号大IP。故宫IP带火了一批网红爆款,背包、胶带、口红、月饼,好像什么都能带。你怎么解释?只有一个解释,因为中国文化符号。
连华为这样的科技公司,在为下一代产品注册商标的时候,也恨不得注册了一本《山海经》。操作系统叫鸿蒙,实验室叫玄武。还有什么昆仑、浩天、灵豸、饕餮,这样的字眼总让我们内心澎湃。你怎么解释?只有一个解释,因为中国文化符号。
这就是中国红利。它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源远流长,在这个时代喷涌而出,可以最快地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认同。只要在这个国家里,都能把它变成自己的抓手。
再来看第三个机会。
得到App总编辑李翔过去一年一直在做一件事,研究历史上那些巨富的产生。他告诉我,巨大的财富创造过程中,必然伴随着整个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习惯的变化,其中一定会带来一批世界性品牌的崛起。
你可能会说,建设一个国际品牌,这能做到吗?今年,我听梁宁老师讲到一套方法论。这个事,其实如果花力气、花时间,我们不是没机会。
先说检验品牌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,梁宁老师说:品牌,就是你愿意和它自拍。说白了,就是能和用户建立起真实的社会关系互动。你能和多少人建立起真实的社会关系互动,你的品牌就会有多大。
比如,你想喝咖啡了,自己点一杯,这未必是品牌。但是,你愿意带你的朋友,一起去某个咖啡店喝一杯,这就是品牌。
再比如,你买了一双球鞋,自己跑步的时候穿,这未必是品牌。但是,你买了之后愿意拍一张照片,并且晒到朋友圈,这就是品牌。
走在路上突然想上厕所,没有公共厕所,这时候你只看到一家中餐厅和一家肯德基,你说你会去哪家上厕所?大概率是肯德基,但你琢磨过为什么?
很简单,你和中餐厅之间,除了消费没有别的关系,但是你和肯德基之间,有很多层次的关系,你和它的互动没有任何负担,这就是品牌。
让我们试着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:中国消费市场,机会到底在哪里?
就是:利用中国红利和新基础设施,创造一个世界级品牌。
这当然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挑战。但是我们知道,就在这几年,它一定会发生。
正如100年前,一个类似处境的我辈,一个世界级品牌的创造者,一个上升国家中的攀岩者亨利·福特说的那样:“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,足以使人振奋。但与未来我们将拥有的一切相比,今天的一切微不足道。”
第四部分:钱从哪里来?
金融学家香帅老师和她的调研团队工作了一整年,考察了十几座城市,收集了3亿条数据,这些数据覆盖了368座城市、2900个区县、十几亿人口,形成了2019版《中国财富报告》。
这份报告回答一个你肯定关心的问题: 钱从哪里来?
我们先从一个数字开始:73%。
这个数是2018年,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,有73%来自于劳动所得。
这不是中国自己的现象,即使在美国最顶级的富人当中,劳动收入也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左右。也就是说,钱生钱,其实是少数,人挣钱,才是多数;闭着眼睛挣的钱,其实是少数,睁着眼睛要花力气挣的钱,才是多数。
我看完香帅老师的书之后就觉得很开心,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有钱,大家都得下地干活。这让我想起我们办公室墙上贴的一句话:力不到,不为财。这才是个人财富的基本盘。
27%的事儿都在香帅的报告里详细展开。今天我们专心说说73%的事。
有一天,香帅两口子在家里聊天,说起海归博士回国当教授,起薪一年50万,扣掉所得税,每个月到手不到3万。
育儿嫂听到了,震惊地放下手中的活:“啊,文化人挣得那么少?”
没错,现在在北京,一个育儿嫂,纯现金收入每个月至少一万。要知道,10年前,当教授的起薪是一年三四十万,阿姨们每个月拿多少呢?1000块。
育儿嫂这十年,工资增长得太快了。
香帅随后发了一个朋友圈,很有意思:我因看见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。
这是她引用的里尔克的诗。那么,她到底激动个啥呢?
随着中国开始进入万元美金社会、以及人工智能普及化的影响,中国人的财富状态,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,概括起来就是:人和人的连接,正在决定社会财富的创造、分配和转移。
请大家记住这个词,人和人的连接。
什么意思呢?说个我最近听到的事情。
我们得到大学郑州校区有个同学叫岳海龙。他是做物流公司的。做物流公司要铺网点,需要选择大量的加盟商,怎么选呢?是看他的本事吗?学历吗?投资吗?经验吗?都不是。他做这行有个窍门叫:三个当家人,一门穷亲戚。
三个当家人啥意思?你不是光棍一个,而是还能再团结来两个人,甭管是小舅子还是媳妇和你一起合伙干,这说明了你人际能力的连接性。
而一门穷亲戚,其实是他们在考察一个人的人际能力的可扩展性,就意味着,这个业务到了最忙最苦的时候,你从市场上完全抓不到人的时候,你总有一个信得过的人,替你冲上去。
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?说明每一个人的财富状况,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能力,还取决于自己有什么样的人际连接能力。
刘润老师告诉我,一个人的财富基本盘,有两个组成部分,第一,你自己的本事,第二,你和其他人连接的本事。而后者是前者的放大器。
带着这个视角,再来打量中国人的财富版图,你会发现,有些职业正在起变化。
比如说房产中介,中国有100多万从业人员。过去的理解,这是一个把人和房连接起来的职业。但是,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。他更重要的任务是要连接人和人。
现在大多数人买房,都是改善性住房,也就是先卖一套,再买一套。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复杂?
第一,买主卖主都没那么着急,一套房成交的时间大大延长。在18个典型城市里,过去三年,一个客户从他第一次看房,到他定房的成交时间从26天拉长到了39天;而卖主把房子从挂出去到成交的时间,从62天拉长到了109天。
第二,在中介公司内部,也需要多人协作,才能成交一套房。比如北京这样的城市,一笔成交背后平均有8个经纪人协同参与。
你看,过去一套房成交时间短,靠一点销售套路是有可能赚到这笔中介费的,但是,现在时间一拉长,这套行不通了,你不跟客户真正彼此信任,还真就赚不到这笔钱。
这么一来,一个人现在再要去干房产中介这一行,对能力的要求就非常高了。他至少得是一个能够取得客户长期信任的高手、不光是客户要信任他,其他经纪人也要信任他才会愿意和他合作。你看,他还得是一个内部协同的高手。这个行业的财富分配天平就会向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倾斜。
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老职业的新变化。
你知道吗?现在有不少这样的例子,在其他行业做得非常好的人,改行干保险。比如外企的、银行的、广告公司的、媒体的,甚至还有医生。我们得到App的李璞老师说,过去大家的一贯印象,转干保险的基本上就两种情况:要么走投无路,要么身怀绝技。这两年,身怀绝技的人,改行干保险的,越来越多了。
改行的理由当然很多,但是深入了解之后,我才知道这一行对人的要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。
说个我的亲身体会,今年,我也买了一份保险,就在我要提笔签字的那个瞬间,对面的保险客户经理突然笑眯眯地跟我说了一句话:罗老师,你想好再签字哦。你签了字,我可要服务你20年咯。
注意,是整整20年啊。在这20年里,我出险了他得帮我报案,我身体要有点情况他得帮我联系医院,看完病拿着我的各种证明、清单、发票、分割单,去理赔报销。
说白了,他得跟我保持20年的紧密联系。对一个成熟的保险经纪来说,他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,同时跟很多人保持紧密联系。你想想看,他要是没有强大的跟人连接的能力,他是完不成这件事情的。
当然,要求高,也意味着回报高。你可能知道,现在做得好的保险经纪,年薪百万不是问题,而且时间还自由。但是,你可能未必知道,保险这个工作,是可以传代,可以继承的。
你就想,等他退休那天,把30岁的闺女带到我面前,介绍说:这是我孩子,相应资格都有,请让她继续为罗叔叔服务。你说这是不是就继承了?他这辈子的奋斗是不是就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?
为什么保险这个行业可以继承?因为它处理的其实是一组信任关系。本领可能会过时,资本可能会贬值。但是,人和人之间的连接,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。
当然,房产中介、保险经纪人,这些职业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器,所以他们的财富能力,挣钱能力会提高。那你要说我这个职业不是这样的呢?难道我要改行么?当然不是。不管什么职业,在所有的选择关头,多和人连接,保证没坏处。
一个厨师,是只会埋头在后厨做饭,还是做了一道得意的菜之后,跑到前厅看看食客的反应,甚至聊几句?后者更可能成长为一个名厨。
一个程序员,是只会埋头敲代码,还是会主动加个用户的微信,聊聊使用体验?后者更有可能成长为CTO。
一个搞科研的,是只在实验室里守着设备做实验,还是愿意跟其它学科的人多交流交流,后者更可能获得科学突破。
这个趋势不仅体现在职业上,也体现在性别上。
最近我们公司CEO脱不花,给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开了个会,说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给女性的机会。
脱不花也是有感而发,因为她最近这几年经常被徐小平老师表扬。表扬的方式是,每当有人找徐小平老师融资,徐小平都会问:你的“脱不花”在哪里?
徐老师其实是在问:你的班子当中有女性吗?这一点在国际上其实已经是一个共识。作为一个男性我不得不服。因为男性是个目标动物,当一个事目标清晰、路径明确的时候,男性很擅长,而女性更擅长协调关系,当这个世界上出现了大量需要跨界整合,柔性沟通的事情,一个班子如果男女搭配,更能从容应对。这个变化会给多少女性带来新的机会。过去常说的那块针对女性的玻璃天花板,有可能就此打破。你看,因为更擅长人与人的连接,未来女性的财富能力就会显著上升。
你问我,钱从哪里来?香帅的研究告诉我们,钱从自己的劳动里来,钱从更多的人和人的连接中来。
我们要特别澄清一个可能的误解,连接人和人的能力成为财富杠杆,这可不是花言巧语搞关系,而是通过连接人,提高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。
今年,我在汪丁丁老师的一本书《思想史基本问题》里,看到一段话。
他说,一个人花5分钟就能想清自己生活的意义。5分钟能干嘛?汪丁丁说,就是问自己5个问题,并诚实作答。这5个问题是:你是谁?你干啥?你为谁干?别人需要你吗?你干了之后,社会变得更好了么?
这真是5个神奇的问题,你每能回答一个,就会发现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连接深了一层。与此同时,每能回答一个问题,你也分明地意识到,有大量的人,他们的连接能力被你甩在了身后。
这五个问题你答得越清楚,你的财富能力就越强。
第五部分:教育在发生什么变化?
接下来,我为你带来今天的第四份报告《全球教育报告》,来自教育专家沈祖芸老师。
提起教育两个字,摸着良心说,你什么感受?
我的感受是,这个话题成了全民焦点。
来看一个数据。新榜的徐达内给我看了一张表。2019年1月1日到12月30日,在微信公众号,同时有“教育”和“焦虑”两个关键词的文章里,有3470篇,阅读超过了10万+,平均每天将近10篇。“家长”“父母”’和“焦虑”连在一起的10万+,有6751篇,每天18篇。我们这代父母确实很焦虑。
假如陌生人见面没得聊,那就聊聊教育准没错。
我今年听说了一个段子:两个北京海淀的家长聊天,一个问另外一个:我们家孩子4岁,1500个英文词汇量够不够?另一个回答,在美国够了,在海淀不够。
我还听到过这么一件事:为了让孩子能上好学校,一波家长,用尽各种办法,偷偷摸摸地给孩子报补习班,当然,补习班这事,学校是不提倡的。那没上补习班的家长呢?也没闲着。听说这件事之后,偷偷摸摸举报了这些补习班。
我们家闺女3岁了,听到这事我也很焦虑啊。
那么,这个焦虑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?早几十年没这样啊。有很多种解释:比如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,没有名校的毕业证,社会的好多门你都敲不开;还有人说是因为经济发展了、教育工具多了,军备竞赛当然就升级了;也有人说人工智能要替代人类,把这一代家长吓着了。
但是,我听到最开脑洞的一个解释是,因为当年那些高考的受益者,被高考、被大学教育改变命运的一代人,也开始养育孩子,这些被称为“考二代”的孩子,冲进了教育市场。他们最相信教育改变命运这条道理。因此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了这条赛道。让下一代重复这个过程。就像玩游戏,突然有一批付费玩家集体上线,竞争怎么可能不激烈。
我还不能劝你别在意,哈佛前校长,德里克·博克不是说过吗?假如你觉得教育的成本太高,试试看无知的代价。
教育这个焦虑是解决不了的,但是它会变换一种样式。
坦率地说,人为了自己成长而感到焦虑,可能永远没有解药。人类文明本来也依托于此。但是,你有没有想过,焦虑会变换成别的样子。
所以我们委托沈祖芸老师历时一年进行的研究,价值就在于此。她在过去的一年内访谈了100多位教育工作者,考察了全球25所中小学校,12所世界名校,她发现,全世界的教育工作者,都在焦虑一个问题:工业时代形成的教育模式,已经跟不上信息时代的需求。
而沈老师今年最核心的洞察就是: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按照领域来划分的,而是围绕挑战来组织的。
你就想一想,今天你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哪一件事,不是一个综合挑战?别说做一个新产品、组织一场大活动,就是为你娃找个好幼儿园,给家里的房子装修,对你来说,哪个不是挑战?哪个挑战跟以往是相同的?哪个挑战是只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能应对的?
为了应对这个变化,有一些学校已经在往前探索了。
沈祖芸老师在过去一年,走访了很多学校,她发现,很多学校已经从题目入手,来重新组织课程体系。比如咱来看一道小学里的考试题——
如果你想增加一个节日,增加哪个节日,理由是什么?如果你想减少一个节日,减少哪个节日,理由是什么?
你看,这都不是考你任何领域的知识,这是给你一个真实世界的挑战,看你如何应对它。
再给你看一道中学语文题,这是我去参观北京一所名校的时候,随便走进一个教室,当时正好赶上他们在学史记。怎么学呢?背司马迁的生卒年份?还是朗读精彩节选?都不是,他们的任务是:给一个《史记》里的人物写一份求职简历。
你看,这还是一个真实世界的挑战,它牵扯的知识有哪些呢?
要想给刘邦写简历,首先,你得对刘邦的生平背景足够了解,有哪些工作经历,擅长做什么,有哪些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脉资源。
其次,你得了解他应聘的那份工作,你得知道这个工作需要什么能力。
更重要的是,你还得有本事穿越到刘邦的内心,站在他的立场上,帮他通过这份求职表,完成一次自我推销。
你看,这就叫世界不是按照领域来划分的,而是围绕挑战组织起来的。
你发现没有,当你还以为学校只是给学生灌输知识的时候,学校已经开始了自我进化。从教学阶段开始,让课程对接真实世界的挑战。
十一学校联盟的总校长,李希贵跟我们说,课程这个概念本身都在发生转变。课程是什么?不是知识的注射器,而是要把社会上的那些挑战,孩子们将来会遇到的那些问题,打包浓缩,变成课程,让学生们提前体验。提前触发孩子们的禀赋。
比如十一学校的戏剧课,一般人一听这个学校开戏剧课,就觉得这个学校条件真好,能学艺术。但在十一学校。戏剧课的作用其实不仅仅是这个。
他们的戏剧课不分班,而是跨年级打通的。学生参加戏剧课,可不是化好妆上台演个角色那么简单。这只是其中一种工种。要让一出戏剧能够上演。得有导演吧?得有编剧吧?得有副导演在全校找演员吧?得有做服装的吧?得有管剧务的吧?甚至还得有管舞台灯光舞美的吧?戏排完了要上演,还得有管卖票、拉赞助、做海报的吧?这些工种,都是戏剧课的一部分。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,选择各自的工种。
就这样,在排演一台戏剧的过程中,学生们可以感受到艺术的魅力,可以锻炼组织协作能力,更有机会发现自己潜在的禀赋。前几年就出过这么一个学生。他去上戏剧课,结果发现了自己给舞台灯光编程的天分,现在,他已经真的成为一名工程师了。
教育这个词的范畴在今天已经变了。因为教育本来的意思,就不是教材、不是课堂,而是人点亮人。
这件事在教育界,其实已经是一个共识了。中学是这样,大学也是这样。
这几年,深圳大学从录取通知书开始,就致力于把点亮自己的学生,作为教育目标。每一年深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都是一个引爆社交媒体的网红现象。
他们会给新生寄出一个里面装着丰富内容的录取盒子。比如有一年在盒子里装了件t恤衫,学生在报到那天穿上,就能一眼被学长们认出来,获得学长的帮助和欢迎。还有VR眼镜,戴上之后,可以提前看学校的各种风景。
这已经很棒了。但是当学生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地都拿出来,他会发现在这个盒子的底部,印着这么一句话:清空了,才能装下更大的梦想。你要是今年的新生,你会不会觉得自己马上要去的这所学校很酷?你对大学生活是不是就多了一份神往?因为你知道你的学校,已经在未来的四年大学生活里,为你点好了灯。
多年之后一位深大毕业生,回顾他的大学生活时,也许这份通知书的分量,要超过很多课程。
还是那句话:课程的本质是激发禀赋,教育的本质是人点亮人。
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教育,那教育就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东西。除了学校教育,还有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。
我给大家讲一个得到用户的故事。他是一名警官,姓杨,在一所大规模的重刑犯的监狱里工作。
杨警官发现,服刑人员如果想要顺利地重返社会,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建设和能力准备。怎么办呢?作为一名警察实在是能力有限。他想到了一个办法,把他在‘得到’上学到的那些不错的课程,一份一份进行编辑、打印出来、形成讲义,供服刑人员借阅学习。通过这样的学习方法,他们具体学到了多少知识我不知道,但是有一个信号他们是清晰地接受到了,那就是这个世界上,有很多人在希望他们变得越来越好,能够顺利地重返社会。
你看,这就是人点亮人的时刻。
前不久,一个刚刚出狱的人给杨警官发来了微信,说如果不是你让我在‘得到’上学了两年东西,我不会那么有平常心地回归社会。他说:“我特别感谢在监狱里,你让我学习了心理学。所以在出狱以后,我每天告诉我自己:如果这个社会接纳我,我就努力来回报它的接纳;如果这个社会不接纳我,我就更加努力地让自己配得上这个社会的接纳。”
我们得到一直在说做教育,直到听到这个故事的那一刻,我才真觉得我们是在做教育的。教育不见得是我们教给别人什么,而是我们有机会点亮他。
最近,我问过我身边的很多人,假设你身边有一个社区大学,你愿不愿意花时间把自己的知识变成知识产品,分享给别人?比如给写字楼里其他公司的人讲讲怎么做ppt,给小区里的老人讲讲怎么使用智能手机,给邻居家的孩子读读绘本。几乎无一例外,所有人听到我这个问题,眼里都放光。
你看,这个时代的灯,远比你想象的多。
借今天这个机会,我们发布一个小计划。2020年得到老师和得到大学同学,盘了盘家底,计划将向全社会捐赠4155个小时公益讲座时间。
而且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,把这个时长扩展到1万、10万、乃至更多。
从这一刻开始,全国的学校、图书馆、企业、社区,只要你想接过他们的灯,都可以进入得到App,申请获得他们的时间。
前面几年跨年演讲,我都拜托现场的朋友帮我们一个忙,夸我们是中国最好的知识服务商。但是今年我们想清楚了自己的使命。我们是什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这个社会是否因为我们做的事情而变得更好。
所以今年拜托大家帮我们发布得到的使命,就是这一句:得到App,让知识成为每个人的力量。
如果你也认同的话,拜托在转发的时候加上这四个字:得到加油。
有一个朋友,给我讲了这样一个场景:她曾经在徒步时,路过一个非常边远的村庄,走进乡村学校的教室,教室里面只有为数不多的桌椅和黑板,墙上的标语没有我们小时候常见的那些标语。而是一句诗:走了那么远,我们去寻找一盏灯。
第六部分:中国科技创新下一步?
这一年来,我们经常展开这样的讨论:中国创新会被美国卡脖子吗?
王煜全老师躬身入局,分析和筛选了上百家优秀科技企业,跑了10个城市和12家以上的开发区,形成了这份报告《创新生态报告》,回答了这个我们都极其关心的问题。
2019年华为这家公司的处境,已经把这样的危险,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。原来可以用的,不让用了,原来卖给你的,现在不卖了。
别的不用说,光是Google Play不让用,就让华为手机可能丢掉整个海外市场,那是个多大的盘子啊。华为光是2018年营收就有7200亿人民币。华为还有19万员工、10万名工程师、1万名博士,这样的企业居然都可能面临这样的威胁。这对中国人的情感震撼太大了。
打个不恰当的比方,就相当于当年唐僧师徒四人,历经千辛万苦,来到大雷音寺,突然里面传出话来:我们这出口管制,走开,不给。这不就尴尬了吗?
但是你发现没有,我们这个想象是有bug的。在《西游记》里面,表面上赞美的是取经者,但实际上把写经人高高地顶在了头上,真经是怎么写出来的不知道。好像这是神仙才会干的事。
但真实世界里的创新是这样吗?
举个例子,2019年最热的一个技术词汇,是5G。我们普通人对于5G的想象,往往就会把它想象成“一个技术”。
是这样么?不是啊朋友们,5G不是一“个”技术,它是一组庞大的技术网络和生态群落,这个技术网络长什么样呢?
如果我们要给5G写个小传的话,找来找去,公认的大神级人物也就只找到一位:土耳其数学家埃尔多尔·艾力坎。
然后呢?然后就没法写了。
因为它迅速地变成了全世界数学家、科学家、工程师、通讯公司、手机厂商、互联网公司在同一时间、不同空间里,各自推进的过程。是一个“分开走,一起打”的大会战,如果其中有人非说自己是总司令,那也太自大了。
你说这个技术网络是谁的?这个问题就像你问:数学是哪个数学家的?唐诗是哪个诗人的?谁的都不是,大家一起掺和着干出来的。
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公布的数字,我们至少能知道两个事实:
1。 中国公司拥有36%的5G标准必要专利。
2。 中国公司的这个数字,比4G时代翻了一倍。
你看,在技术世界,中国公司不仅有存在感,存在感还在增加。
所以,真实的《西游记》故事也许是这样的,大雷音寺没有现成的真经,是来自东土大唐的师徒四人加入了大雷音寺杯编程大赛,一起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共同编程。然后成果共享了而已。要注意,这一场还是大雷音寺杯,如果爆发一次技术革命,来一场弯道超车,下一场没准就是花果山杯了,我们也欢迎他们来。
这样的事情,不仅在5G,在很多领域都在发生。
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。中国比亚迪和日本丰田将在中国成立合资的纯电动车研发公司。有意思的是,在这个合作中,丰田看中的是比亚迪的研发能力,比亚迪看中的是丰田的品质和安全能力。
比如在药品研发领域。中国的药明康德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新药研发服务平台,全世界前20名的制药企业,都在它这个平台上研发新药。
比如在无人机领域,在全球消费电子展上,已经能够看到,大多数参展的无人机厂商,甭管是哪个国家来的,展台上都印着DJI的logo,甚至连大疆的对手都是这样的。为什么?因为无论是它们的软件还是硬件都是由中国深圳的大疆公司提供的,外国公司更侧重应用的开发。
所以你看,很多高精尖领域的技术,已经不是中国单方面向上取经,而是变成中国与世界共同编程。
回到科技创新这件事上,站在美国的角度看,要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。他们有他们的想法,但是我们知道这很难。因为中国制造还是有很大优势的。
中国制造手里有什么牌?
第一张牌是规模。
比如说,美国好多政客都在给苹果公司施加压力,要求它把生产工厂搬离中国。
到目前为止,苹果一直没有做这件事,为什么?
因为销量最好的时候,苹果需要外包工厂的峰值产量达到每天100万部,这大约需要75万名熟练工人。这个配套能力,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能整合起来。
中国制造手里的另一张牌是速度。
最近我看到有人分享自己的经历,一个北方大城市的制造企业,紧急需要一个模具,结果是东莞一家公司接活了。
发生了什么呢?晚上8点才提出需求,9点东莞团队开始3D打印,12点打印完成,深夜1点交给跨越速运发货,早上7点抵达这座北方城市,早上8点就用上了。
中国制造手里的再一张牌是成本控制能力。
你上淘宝查一下就会发现,只用花0.79元,就能买到一把5米长的钢卷尺。这背后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成本控制能力。
那这背后又是啥呢?
今年我们做了得到阅读器之后才知道,这其实是因为分工能力。
大家都知道,我们今年和中国最领先的电子阅读器公司文石,合作定制了一款得到阅读器。
结果,项目干下来,你们猜,背后是多少家中国公司分工协作的结果?直接供应商就有110家。不说别的,就说这个外壳上的金属按钮,那我真是大开眼界:铝合金开料是一个厂,表面喷砂、氧化处理是一个厂,半成品切边是另一个厂,硅胶零件的开模和组装又是一个厂,最后安装到阅读器上,这活才算干完。
一年前,当我坐在北京的办公室,说要做个阅读器的时候,我知道这件事难度很大,要求很高。但是我从来没想到,它背后是几百家工厂合作的结果。
所以你看,就是因为有这些底牌。尽管美国的政客们,总是劝科技创新企业离开中国,但是企业很现实,他们倾向于跟全球最大的供应链和市场在一起。如果他们搬离了中国,不仅仅会丢掉供应链,还会丢掉市场。
这是站在美国这一头算的账,回到中国这一头,咱们可不能这么想。
亨廷顿说过一句话:“预测能否实现,取决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。”
事实上制造能力这个事,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发展很快,比如越南和印度,包括美国自己的先进制造,也进展极快。美国人真要下决心,把一些公司的制造环节搬离中国,假以时日,也不是不可能。
关键就在这四个字里,“假以时日”。这意味着甭管美国有多大的决心,只要还有一个时间窗口,我辈中人就大有可为。
有一句话,我们也是贴在办公室墙上:竞争意识损害竞争力。
什么意思?所谓竞争,就是你按照竞争对手划定的思维模式,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式。那可不就一开始落了下风么?
所以,现在我们把刚才举的那些比方,什么上游下游、研发制造、头脑身体、中国美国统统忘掉。
真实世界是什么样?是一张包含了美国中国在内的,由全世界研发者、制造者、供应链共同组成的、遍及全球的创新网络。这里面没有输赢问题,只有贡献大小问题。谁贡献大,谁就更重要。谁在这个网络的位置更重要,谁就更有话语权。
给大家说个故事,这位科学家是戴维·白瑞迪,美国杜克大学的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教授。
他发明了一个超级相机,叫做螳螂(Mantis)。有19个镜头,十亿像素,隔着一个足球场,也能清楚地识别人脸。
你看,这个发明看起来应该很有前景。但是,白瑞迪教授马上就遇到了困难:在美国,民间的制造商根本没有相关的生产线,只有军方有可能。去德国跟日本呢?虽然技术很先进,但是只接大批量的订单。
可是,对于一个创新产品来说,它必须一步步迭代,随时调整设计,直到可以推向市场为止。而这个过程,只有中国供应链能够陪着他完成。中国供应链不仅能做到一千件就可以为你开生产线,而且还可以做到以“天”为单位进行方案调整。
你看,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买卖关系,而是要手拉手,开始一段漫长的创新协作。
所以,白瑞迪教授带着他的专利,来到中国,开了公司。而且请注意,这家公司的总部,就在中国,就在上海。
这是一个挺有标志性的事件。对于跨国公司来说,业务可以全世界开展,但总部在哪里,还是一件很慎重的事。
这不是白瑞迪教授一个人的偏好。
今年,全世界瞩目的电动车公司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,已经投产了。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。
从1月破土动工到生产线具备投产条件,前后只用了10个月,工厂每年可以生产50万辆电动车。这个速度背后,就是那张万事俱备、灵活组合的中国制造业网络。
而且,不是说你只能在这张旧的网络里埋头苦干、求个生存就挺好。别忘了,还有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弯道超车的机会。你只要占有自己独特的生态位,一旦新技术爆发的时机到来,你就有机会发展出一张全新的网络。
听起来很抽象,其实我们中国人每个人心里早就有一个最佳案例。
那就是深圳的崛起。深圳当年起步的位置,那可是一点都不光鲜,甚至很低、很苦、很累。你看这个历史过程:先是干苦活累活,三来一补。慢慢地积累起来了一些能力,抓住互联网电子信息和智能制造这些的技术变革的机遇,就此发力,逐渐崛起。
深圳原来只是一个三来一补的节点,但是现在可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创新网络的中心节点。深圳每万人拥有发明专利数89件,全球领先。
你看,深圳不仅没有停留在低端产业的层面,而且,随着技术变革的进程,这座城市也不断向前演化,如今,深圳不仅已经成为先行示范区,而且还直接促动了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都很大的城市群:粤港澳大湾区。
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担心,中国会因为被掐住创新的上游而窒息吗?
王煜全老师拿出的这份《创新生态报告》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:我们和任何国家之间,都已经不是谁上游谁下游,谁输谁赢的关系。我辈中人,不应该在这个层面上纠缠,我们应该意识到,我们正迎来一个历史级的机会,就是:有机会共建一张全新的全球创新网络。我辈中人只有一个姿势,干就是了。
正如一位诗人,默温说的:希望不是未来的东西,它是看见此刻的方式。
第七部分:中国制造的优势会消失吗?
自小会做应用题的中国人,是有两个担心的:一怕进水管关了,二怕排水管开了。这两件事要是发生了,再大的浴缸也会空了。
今年,很多人就是这么理解中国经济的。上有美国人卡脖子,下有制造业的转移,中国经济可不就危险了吗?中国的制造业到底会不会转移出去?
所以,我们就委托施展老师做了这么一份年度报告《中国制造报告》。他在越南考察了3个工业园,3个研究机构,2个国际组织,13家企业,30多个企业家,形成了这份报告。只为弄清一件事,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在转移出去。
先看一眼我们的中国制造,规模惊人。别的不用说,一年培养的工程师,就相当于美国、印度、欧洲、日本的总和。我们的完备性也惊人。工信部部长苗圩说,现在中国有41个工业大类,207个工业中类,666个工业小类。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,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。这是人类历史上,头一次有国家做到这点。
与此同时不要忘记,我们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,当最大市场和最全工业门类,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时发生的时候,他一定会催生最快的创新和制造业的变革。
今天在谈中国制造的能力,不应该只看到它历史上的优势,更应该看到在新条件下,正在长出来的那些能力。比如柔性制造、智慧制造。
但是,话又说回来,整天喊中国厉害,有什么意义呢?厉害了就能躺下来睡觉,等着一个美好的未来吗?龟兔赛跑的故事,我们都知道。
就拿越南来说,虽然它现在的经济规模,只有中国苏州的90%。但是,2018年越南GDP的增速达到了7%,比我们快啊。
我们都知道过去40年,中国人是怎么过来的。越南那可是个有1亿人口的大国啊。放大一看,整个东盟人口有6亿。再加上印度呢?13亿。这是将近20亿的人口总盘子。如果他们都像过去40年的中国人那样勤劳肯干,会是什么结果?所以,对制造业流失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。
但是施展老师这次带回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。他既没有说转移了,也没说,不会转移。而是说,中国制造正在溢出。
你看,这个词有意思。它是想说,中国制造不是在以一种线性的方式转移,你有了,我就没有。而是在以一种网络的方式,向外生长、扩展、延伸。你有了,是对我的增强。
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溢出,其实是把越南接入到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网络中。这话可不是施展教授说的,而是越南著名的经济学家阮德成,是《越南年度经济报告》的主编。
施展教授见到阮德成就问,说你们最近几年发展得这么好,有什么相关的产业政策啊?
对方给出的回答很反常,他说,我们其实不需要产业政策,因为我们有广州。
广州当然是个泛指,他的真实意思其实是,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体系。越南对这个体系的依赖太深了。
什么原材料都要从这边买。即使越南有自己的产业政策,一旦咱们这边有什么变化,它依托的外部环境也就彻底变了,原来的产业政策也就作废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说,越南不需要产业政策。
越南对广州的依赖有多深?就拿做家具来说。越南当地虽然有大量的家具厂商。但是要知道,做一个家具,需要上百道工序。越南工厂做的,只是比较靠后的拼装环节,前期的原料,几乎都要从中国进口。比如做沙发,90%的皮革来自江苏,90%的夹板来自山东,80%的海绵来自广东。
你可能有点不相信,沙发又不是什么高科技,至于连这点东西都依赖中国吗?当然有技术的原因。但是技术好说,可以学。
有一件事越南学不了,那就是规模。因为没有规模,就发展不出如此精致的分工网络。但是中国有现成的网络啊。越南与其自己做,还不如用中国的网络。这么一来,这套网络,反而因为越南的加入,而进一步扩张了。
你看,带着网络的视角来看,这种溢出无处不在。施展老师给我讲了一个人的故事:
他叫任泽忠,重庆丰都人,早年间离开老家,去东莞打工,入了家具这一行。
你看,这是中国人熟悉的老故事吧?1997年,家具这个产业网络扩展到了越南,任泽忠也被公司派到了越南。2000年,自己出来单干,还是做家具。这个网络又借助任泽忠,往前扩展了一点点。
然后这几年,他从老家又招呼了一大批亲戚朋友,把他们都带到了越南。这群人各自撑起了一摊生意,在任泽忠的基础上继续扩展,形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家具产业网络。当然了,他现在还经常要回广东见见供应商们、和他们喝喝早茶,因为这个网络是中国整个家具制造网络的自然溢出。
20年的时间,中国制造这张网络,把任泽忠从重庆的丰都,网到了广东的东莞。随后,任泽忠和他的老乡们又把这张网络拱到了越南。
在20年前,任泽忠离开重庆老家的时候,他们村是镇里最穷的。如今已经是镇里的第一村。
施展教授告诉我,像任泽忠这样的,随着中国网络溢出到越南的人,能有几十万。他们在越南自称为:中国干部。
我们过去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,都是“转移视角”,都在谈竞争、说输赢、就是资源有限,你多一点,我就少一点。但是施展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新视角,你也可以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,看成是一个网络。
网络的特征是什么呢?接入网络的节点越多,这个网络的价值就越大。你就想,只有一个人有微信号,那微信什么用都没有,两个人有微信,这个软件就有点用了,现在微信号超过11亿了,你说这个网络是不是价值连城?
你发现没有,王煜全老师和施展老师在年初发起的课题完全不一样,但是在最后的结论居然殊途同归。他们都带回了一个关键词:网络。
回到最初那个问题,中国的制造业在转移吗?
施展老师的答案是:什么你的我的?都是人类这张网络的。
美国在这张网络里,越南在这张网络里,中国也在这张网络里。在这张网里,谁活得好,不取决于谁抢得狠,而取决于谁贡献大。
过去,我们提起中国人在海外,想到的是什么呢?勤劳?肯吃苦?大规模的援助?投资?买资源?开工厂?
其实,在所有这些表象下面,我们回头一看,中国人正在展现一种,空前强大且独有的能力。那就是:结网能力。
我们来看看,这些年,我们在国内干了什么,做成了什么?仅仅是更大的GDP么?更多的工厂么?不,我们变成了全世界网络中最强韧的那个部分。
先来看国内,2019年我们正在做什么:
2019年,我们把硬化公路,通到了所有的行政村,记住这个村的名字吧,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乌依乡阿布洛哈村。这是全国最后一个通路的行政村。在修路的过程中,甚至动用了米-26直升机。阿布洛哈是个彝族语,意思是“人迹罕至”。
2019年,我们的高铁通车里程达到3.5万公里,占全世界的2/3以上;
2019年,中国这片土地上的4G基站数量占全球一半以上,未来的5G大概率也是这样;
2019年,中国的快递行业总共送出了600亿个包裹,超过了全世界其它所有地方的总和;
到2019年为止,全球10大港口,中国占了7个,其中排名第一的,就是此地,中国上海港。
再过一会儿,就是2020年了,中国的扶贫攻坚战,就要打完最后一仗了。什么是扶贫?过去我们老以为,是把米面油钱送下乡,让他们有吃有喝,但是从网络的角度看,扶贫其实是把我们的每一个同胞,都连入一个繁荣的网络。
再放眼全世界这张更大的网络,来看看,就在这一年,我们在忙着干什么:
2019年,中国仍然在全世界到处修建铁路和港口。
这一年同时在建设的铁路包括中老铁路、中泰铁路、雅万高铁、匈塞铁路;
同时在建设的港口项目包括在瓜达尔港、汉班托塔港、比雷埃夫斯港、哈利法港。
2019年,中欧班列共开行超过了8000列,累计超过2万列。什么叫“中欧班列”?从中国到欧洲,货物只需要一次报关、一次查验、就全线放行。想象一下,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协调工程。
我们玩命的在连接,而且我们把这张网结的很深:
2019年,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,已经成了地中海第一大港。但就在10年前,这个港口的吞吐量只有88万标准箱。中国人接手10年,吞吐量翻了6倍。这可不是花钱就能实现的事情,中国的公司把国内最优秀的管理和技术团队派到了这里。一个数字告诉大家他们管理水平的提升,比港的提货时间从4~6小时,可以缩短到10分钟。
因为这个节点被打通了,一个叫中欧陆海快线的通道就此成型,把从东亚到欧洲腹地的时间,缩短了至少一个星期。
2019年,我还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,咱们国内的人了解的可能不多。但是这个项目,在一带一路国家中,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。这个项目叫鲁班工坊。
到目前为止,我们已经在泰国、英国、印度、印尼、巴基斯坦、柬埔寨、葡萄牙、吉布提、肯尼亚、南非和马里建成了11个鲁班工坊。简单来说,就是去开职业学校,从职高一直开到本科,让更多的当地人有机会成为中国编织的这张网络中的合格工作者。你看,不仅是中国制造的硬件网络在溢出,人才网络、技能网络也在溢出。
你看,所有人都希望连成一张更大的网。
你是一个美国硅谷的科学家,这张网欢迎你。你是一个越南的创业者,这张网也欢迎你。
我们一直生存在一个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当中,一个不断扩张的网络中。
我们都知道,网络是一个永恒的东西,从几十万年,智人走出非洲的那一刻起,它就在不断生长,从未逆转。
但是,网络也是一个残酷的东西,没有任何一张网可以让你一直躺在上面,坐享其成,它一直在演化。
好在,网络也是一个公道的东西,只要你在贡献、连接、扩展,它就一定会给你相称的奖励。
这个网络的扩展,从第一次全球化开始,已经持续了几百年,沿途不断有人加入。每一代人都是一面往前走,一面往回看,一面完成个人的奋斗使命,一面扩展全人类的协作网络。
1492年,是哥伦布这样的欧洲人,开启了大航海时代;到了21世纪初,属于我辈中人的大航海时代,正在拉开大幕。
时间的朋友,让我们以这样的姿态,走进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。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:怀抱希望、心生感激、深思熟虑。
第八部分:尾声
最后,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件事。我确信,在2020年,每当想起这三件事,我都会挺开心的,希望你也一样。
第一件,再过23天,就是除夕之夜。我们要做一件事,就是和深圳卫视,还有爱奇艺合作,一起举办一场知识春晚。
从大年三十下午两点半开始,一直直播到大年初一凌晨零点三十。
虽然它叫春晚,但是它没有一个明星,也没有歌舞、小品、相声,它就是一个个在真实世界中解决问题的人,我辈中人,来给你分享一个个解决问题的方法。
话题很接地气。聊的都是除夕夜你们家围坐一圈可能聊的话题。
比如,怎么玩得好?怎么变好看?怎么教好娃?怎么有前途?怎么更健康?怎么找对象?怎么更舒心?怎么受欢迎?怎么会挣钱?
直到此刻,我把这台春晚宣布出来的时候,我还恍惚觉得,像做梦一样。看过去年跨年演讲的朋友,可能还记得,我们去年还有一个小小的梦想,在春晚里植入个广告,做个最小级别的赞助商,还失败了。但是,一年之后,我们居然就有机会参与办一台春晚。
你看,前进的通道、连接的方式,不就是这样在一点点地打开吗?
第二件事,是我在书里看到的,听起来可能有点不严肃。
有一个词听说过吗?原始尖叫仪式。就是在哈佛大学,每逢冬季期末考试的前夜,学生们都会举行一项奇怪的活动:集体裸奔。
你想,那可是寒冬腊月,北风怒号的时候。一些学生会在楼下集合,脱光衣服,围着学校,一边裸奔,一边尖叫。你可能觉得有点离经叛道。但其实,这是哈佛大学一项已经持续了200年的传统。
这就要说到一个人了,美国作家,叫肖恩·埃科尔。他到哈佛大学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,就赶上了这件事。看到一群人裸奔,他当时就惊了。这是什么情况?震惊之余,他马上又意识到,我得来来。试问,人这一辈子,能有几次机会,在哈佛校园里裸奔,又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呢?大概就这一次。
想到此处,他心念一动,马上回到宿舍,脱光衣服,准备加入到裸奔的队伍里。
但是,等他走到楼门口才发现,自己犯了三个严重的错误。第一,裸奔不能脱鞋啊,这不是去洗澡啊。当时是冬天,水泥地太冷了,冻得双脚发麻,根本走不动。只好转身回宿舍拿鞋。
紧接着,发现了第二个问题。门钥匙在衣服里,衣服在门里,但是门锁了,进不去屋。只好转身,硬着头皮上。
然后又发现了第三个问题。等他追到楼门口,只发现一溜远去的屁股。裸奔的大部队,已经跑远了。追吧,那就是一个人在裸奔,实在迈不出去脚。不追吧,屋内是肯定回不去的。这个左右为难的时刻,让他突然在寒风中开始思考人生。
为什么有的事你一个人不敢干,也干不了,但是在人群中,在大部队中,干了也就干了,从容又自在。和很多人在一起,你还是你,但你又比原来的你多了点什么。
这个段子我想了很久,人生不是在每个关头都明确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选择。那怎么办?跟上这个时代,跟上这群人。
再说第三件事。去年我看到了一段新闻,心情很激动。在中国的西北角,甘肃敦煌,有一个沙漠中的湖泊,叫哈拉齐,跟西湖差不多大。这个湖在此之前已经干枯了差不多300年。但是现在复活了。
前两年,哈拉齐还只是偶尔有水。但到2019年,它已经有半年能碧波荡漾了。
这现象还不仅是哈拉齐,我们放眼整个敦煌周边,原本荒凉的戈壁都开始变绿了。
也不仅仅是敦煌,整个中国西北部都在变暖、变绿、变湿润。
新华社的记者专门去陕甘宁青几个省份的气象部门去采访,然后了解到,从1961年开始,西北气温升高和降水增多的趋势就开始了。这个进程已经持续了近60年。但是直到2019年,才被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。
这种变化背后的影响到底是什么,我们短期内没法下结论。
但是,我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慢变量的震撼。
我辈中人,不要忽视这些缓慢而巨大的变化。因为这些变化缓慢、持续而坚定,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参与的机会。
我们对这个时代充满信心。
因为我辈中人正在参与、贡献、构建着这个时代。就像万维钢老师说的:以贡献感为指引,你是幸福的,也是自由的。
也像约翰·列侬说的:一个人的梦想只是梦想,一群人的梦想就能成真。
这就是《时间的朋友》倒数第16场。365天后,我们再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