挟中国的市场、资本和制造能力优势，他要做美国中小型科技公司的“资本”猎手。
国内火热的TMT、电商等领域，王煜全一概不看。他在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：到美国去，投做硬科技的中小型科技创新公司。王煜全坚信，下一轮全球创新的浪潮来自美国的中小型科技公司——这是他长期观察传统行业得出的结论。2007年左右，王煜全开始做个人天使投资，在这之前，他是全球咨询公司Frost & Sullivan中国区总裁，一直关注各个传统行业，“前几年慢慢发现传统行业发生了很大变革，小公司涌现出大量科技。从长远来看这是个大趋势，硬科技将改造各个传统实体产业。”
基于这个观察，自2013年始，海银开始到海外投资。投资的细分领域包括大健康、电子产业、人工智能和机器人、虚拟现实、新能源等。投出的前两个项目是盲人眼镜和中风急救设备。
王煜全认为他们做这件事有先天优势。主要表现在，和Frost & Sullivan一直保持良好关系，海银可以使用其数据库和全球2000位分析师、咨询师资源，而在海银创业初期，代表项目还不多时，Frost & Sullivan还为其担当过背书者的角色。同时，海银自己也在绘制全球科技产业地图，以此打基础。
目前，海银已投资了将近20个海外项目，其中两个成功上市。初步证明，这条路可行。
他坦承，海银投资的公司，在国内很少被提及，“去海外投先进科技，这是中国人没干过的事，就连美国这么做的VC都不多，因为背后有很高的风险。”在美国，这种情况也差不多，更受关注的西岸VC都以彼得·蒂尔为目标，希望投到下一个Uber、Airbnb、Facebook。 “我们不想当西岸VC，不希望自己多有名。我们希望投的公司成功。”王煜全希望在这一波创新型科技公司里，找到商业化成功的好苗子。
选择这条路，还和王煜全的投资观点有点关系。在他看来，互联网投资的赌性太大。 “O2O是趋势，那各个VC都一定要投一家，反正总有一家胜出，至于是谁，没人知道”。
王煜全（受访者供图）
如果说互联网投资存在“赌人”的风险，那么王煜全的风险在于“赌科技”——一项科技常常被另一项所取代。他喜欢这种方式的“赌”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判断技术比判断人更纯粹。
投钱进去，只是起点。对海银来说，投后也十分重要，“海银做的80%的事都不是VC的本业”。他们主要解决美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的对接问题，比如，如何将美国的研发能力和中国的制造能力、市场需求结合起来。除了寻求回报，王煜全还有另外一个目的。“全球正在发生很多变化，如果中国企业家能适应这些变化，真正和先进科技企业对接，未来30年中国经济会非常好；如果不能掌握这些变化，等美国那些企业长大了，生态成熟了，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冲击。”
创业家&i黑马近日采访了王煜全，听他讲讲自己是怎么“出海”做VC的。以下是王煜全口述，经编辑：
创新不来自500强了，一定来自小公司
要投一个能拿出来说的好项目，三年五年沉淀免不了。人家老牌基金，成名已久，历史业绩往那一摆，我们新基金就没机会了。但中国海外投资刚刚兴起，在那边见不到太多中国投资人。而且中国人到海外投资还有很多误区，比如喜欢扎堆硅谷投互联网、混华人圈，这都是我们比较反对的。美国最优质的项目，尤其是有很强专利壁垒的项目，其实并不在硅谷。
我们以投美国中小型科技创新公司的硬科技项目为主。当下全球出现一个新的潮流，就是硬科技正在改造各个传统的实体产业，这个潮流和中国目前的发展需求最为匹配。我们国家一直支持科技升级，实际上主要指的是制造业，但现在成效不大，我们认为，这一波全球创新潮流让国内制造业升级看到了曙光。
另外我关注美国中小型科技公司很多年了。它们近些年发展很快，一个重要原因是，1980年，美国通过了《拜杜法案》，规定高校科技可以向公司转让。30多年过去了，大量小公司每年从高校拿科技成果，做孵化，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和机制。我和北京大学薛兆丰教授一起写了《全球风口》这本书，专门讲了“积木式创新”，意思是小公司孵化先进科技，通过外部顺畅的协作，就可以具备大公司的能力，实现快速发展，从而改变全球科技产业。我觉得这是未来几十年乃至一百年里最重要的变革。
也就是说，500强不再是美国创新的排头兵了，不再是中国企业合作的首选目标了。小公司的制造能力不比500强差，甚至拥有一些500强都没有的科技。
长期来看，这是一个大趋势。而且中国在这一轮全球小公司创新的浪潮里，有很大的话语权。
王煜全（受访者供图）
为什么这么说？这轮浪潮需要市场、资本、制造能力三个条件，这都是中国能提供的。
中国人有机会在全球新变局里进行全产业布局，从业务上支持全球的创新公司，这样的成功更有意义。我们希望更多人看到全球的机会，大家一起出去把握住它。一方面你能够和世界科技前沿接轨，未来一定很光明。另一方面，你能为推动全球创新做点贡献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机会。
时间红利：在估值出现拐点的前两年投进去
在硬科技这个概念下，我们关注的具体细分领域有很多。有大健康，包括医疗器械、手术机器人、生物科技等。有电子产业，有人工智能、机器人和虚拟现实。还有新能源、航空航天、新材料。另外还有金融科技，每一轮革命都会出现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创新，上一轮革命是以跨国企业工业化大生产为代表的，就有摩根这样的财团为其服务，这一轮创新是协同式的，就需要区块链模式，去中心化的金融机构。
我们在美国投的第一个项目是盲人眼镜，全盲的盲人戴上我们的设备，就不会撞到障碍物了，也可以识别一些简单的交通标志。
这个项目正要往国内转移，和残联有不少合作。但还有很多事要做，首先就是要在国内完成注册，另外我们也在讨论在中国合资生产。我们争取把研发的一部分搬到中国来，避免中国只是负责低端的生产环节。
我们第二个项目也是医疗器械：中风的急救设备。在原有急救方法的基础上，戴上这个设备，病人全身瘫痪的几率和死亡率都会低很多，而痊愈率会增加。
在航空航天领域，我们投资了美国XCOR航空航天公司。航天进中国不容易，因为美国政府限制出口。但航空没有限制，像我们投资了一家轻型飞机制造商，去年年初就拉它跟吉利谈成了合作，吉利已经战略投资了它两轮。我们也在帮它开拓中国市场。吉利战略投资完后犹豫要不要量产，因为中国低空不开放，感觉没有市场，我们就帮忙联系了沿海一些地方政府，反应都不错。
投资美国高科技公司有一个明显特点：要在估值拐点前两年投入。因为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化至少需要5到8年甚至10年时间，一开始估值上升得很慢，一旦量产完成，拐点到来，估值就会迅速上去。我们要在拐点前两年投进去，帮它实现这个拐点。等它完成量产，打开全球市场后再投，它会贵很多，我的价值也会小很多。
很多人问我们投VC的哪一轮，我们不分轮。因为一个小公司，可能A轮就到拐点了，但一些大公司都F轮了还没到拐点。我不在乎它到底是哪轮，一般在产品研发接近完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和他们谈。
我们做的80%的事都不是VC的本业
中国想用好由这一轮创新浪潮产生的话语权，不容易。
第一得找得到这些中小科技公司。它们散落在各地，不在硅谷，也不参加路演。我们怎么找？一方面可以使用Frost & Sullivan的数据库和全球2000位分析师、咨询师资源。另外我们自己在绘制全球科技产业地图。慢慢心里就有数了，知道这个高校在哪方面领先，谁是顶尖高手，什么是科技发展的未来。我们还要在全球招募100个科研专家，和我们一起看全球科研进展。
第二你得熟悉他的语境，顺畅沟通。中美双方的背景和想法很不一样，来自两个国家的企业在谈判时，有大量潜台词。中国人比较强调市场，就想着让人赶紧把专利交出来，赶紧生产赶紧卖，甚至说，你能不能明天给我，我后天就生产。但美国小公司特别关心知识产权，因为这是它的命脉，它被侵权的话基本就死了。所以绝对不能低估美国小公司的知识产权诉求。
如果你不能打消对方的顾虑，那他根本就不敢给你。
第三，中国企业家要积极走出去跟他们谈，你的优势在于你来自中国，从这点上说，你比美国VC更有优势。
这三点在具体落地时也会碰到各种问题，包括怎么在地方落地，怎么寻求地方政府支持，中国基金怎么配合融资等等。
我们原来设想在国内找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，全都委托给他，我们就可以放手不管了。但后来发现找不到，那你就得分解任务，谁帮你融资，谁负责落地生产，谁解决市场问题。
这事儿看着简单，但没5到8年孵化不出来。有人说，美国科技那么领先，拿到中国一宣传，还不好对接合作伙伴吗？
文化背景不一样，很多事都不相同。
比如，我们有一个医疗器械的项目注册要定类别。医疗器械分三类，三类医疗器械是植入人体的，也是必须严格控制的医疗器械，如果被定为三类，那引入国内就要花更长时间。这个项目我们在国际上都被定为二类，但国内一直把我们定为三类，一直也没人告诉我们为什么，我们也没看到什么相关规定。后来问了好多人才知道：进口医疗器械一律都按三类分。
王煜全（受访者供图）
这种事特别多，你只有在行业里混久了才能“悟”出来。
美国人对我们做的事是认可的，《福布斯》报道过我们，认为我们在搭建中美科技企业的桥梁。他们觉得这不是VC干的事。
其实海银做的80%的事都不是VC的本业。我们1/4时间做全球市场研究，1/4时间在中国做宣传，1/4时间帮企业在中国对接，剩下的时间才做点VC的本业。每个企业来中国，我们都义务帮他做PR，对接投资人，对接中国企业家。
我们也在给中国的创投人士做培训，教大家怎么进行国际合作。但有些中国企业往往直接说，你不用跟我分析过程和方法，就说这企业是不是特好，能不能投？这就有点急功近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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